熙宁七年（1074），北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旱灾，甚至天子脚下都已饿殍遍野，一个名叫郑侠的，曾和宰相王安石互相引为知己的，有过同样深刻基层工作经历的，来自首都开封的城门小吏，决定站出来为民请命，他干了一件在从古至今的官场上都当属禁忌的事情——越级汇报，并且一越到顶，带着一幅手绘的《流民图》叩响了宋神宗的宣德门。
宋神宗见图中百姓惨状，夙夜难寐。第二天，就宣布暂停实行了5年的熙宁变法；几天以后，仿佛是某种天人感应，天降暴雨。王安石，这个敢为天下先的狂士，自此被钉在华夏历史的耻辱柱上数百年。
那一年，53岁的王安石实际上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虽然次年就重新复相，但再也无力继续自己的政治理想，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我想，当时的他，一定会不可避免的回忆起二十多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他。
那时候，他拒绝了文坛巨擘欧阳修、宰相文彦博的盛情邀请，在偏僻的鄞县实验自己的变法雏形，也是旱灾，不同的是那一年他兴修水利，推行青苗法，保住了百姓的生存，赢得了治下口碑和朝中大佬青睐。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美好愿景，怎么一步步变成流民四起的人间炼狱；王安石其人，到底是力挽狂澜终被裹挟的壮士，还是引出了北宋新旧两党不断内耗，直至成就南宋屈辱的千古罪人，旁观者也喋喋不休争论了几百年。然而这就是历史的戏剧性，或说是悲剧性，立场上的对立只如棋盘上的黑白，而绝不能像欧阳修那样粗暴的归结于君子小人，就像王安石本人也曾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挽救了乌台诗案中的“政敌”苏东坡；就像郑侠跪拜在宣德门前时，也一定坚信自己不是背叛了有提携之恩的王介甫，而是为了天下苍生仗义执言。
一个封建王朝在开辟伊始无论有多想要、采取多少预防措施以实现千秋万代的夙愿，到末期却总是流民四起，大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去推翻腐朽，然后周而复始。这是由于在封建时期基数最大的农民群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赖以生存的土地逐步因为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各种天灾人祸等等落入到地主阶级手中，而王安石的“青苗法”理论上来看就是抑制土地兼并的一味良药，关于这项举措的具体设计可以参照之前的第一期王安石人物志，本期不再赘述。大家只需要了解他的初衷是通过这项政策保证农民不失地，同时还能增加国库收入，仅从二十多年前鄞县的试行结果来看，这是成功的。
那么，推广到全国呢？熙宁三年（1070）曾任王安石顶头上司、大宋前任首相的韩琦上了一封奏章，指出他见识到本应利好于民的低息青苗贷，在有些地方官员的操持下大搞“摊派”，不管丰年灾年，不管你有没有必要申领贷款，都强制要求借贷，且利息更高，伴有暴力催收，反而导致民不聊生。面对反对声浪，也许作为变法主导者的王安石，是能找到一种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方法缓慢推进自己的主张的。
但王荆公何许人也，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荆公有荆公的孤高。他的应对是让反对者拿出部分官员硬搞摊派的证据，然后重罚这些人。拒载，神宗支持这一提议，但反对者纷纷告病不肯点出违法官员。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沆瀣一气，我们不得而知，神宗也为此处罚了一批人。可纵是如此，朝堂上声浪巨大的保守派还是左右了神宗那颗坚定变法的初心。青苗法宣布暂停，青苗法当初的实行是顶着巨大压力的，王安石为此倍感挫折是可以预料的，或许更挫折的是感受到最高执政者的变法立场已然动摇，荆公称病提出辞官，神宗多次挽留，可我们都知道，王荆公何许人也，一个面对高官厚职多次坚决拒绝的男人，自然不会动摇。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宋神宗采取的一项基层调研，据《宋史》记载，他派了专人去民间打听农民对“青苗法”的态度，加上基层官员更符合事实的汇报，得到的结果和我们现在从史料中得到的接近，也就是——士绅多反对，农民多赞同。皇帝的顾虑被打消，荆公于是复出继续推行变法。
不可否认宋神宗是一个有心强国的胸怀大志的帝王。不过，历史上像秦孝公那样的雄主的确不多见，商鞅变法具备的“人和”在青史之中也实属难得，比起保守派说的“上与安石如一人”，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神宗想要实现一种“垂拱而治”，兼听则明——就像历史上每一个不曾变法的“素有大志”的帝王一样。
一道政令从设计之初，到严丝合缝的执行，再到落实基层推行天下，是不容易的。基层的官员能严格按照上级指导办事，有时是一种苛求。回到荆公治理鄞县的成功经验，当年意气风发的小王就曾公开反对过上级的政令。那是一道增加老百姓税赋的奇葩公文，要求老百姓定期交一笔钱，用来悬赏揭发私盐贩卖。荆公敏锐察觉到这其中存在的制度风险——会造成诬告牟利，不利于社会道德风气，很久以后，保守派推出的“首实法”就证明了“悬赏告发”这样的举措在北宋的社会环境是行不通的。荆公是先进的，他很早就发觉比起取富于民，发展生产力才是解决财政困局的应有之义；荆公也是傲慢的，在鄞县当地方官的时候，他就时常这样公开反对上级政令，甚至选择性执行、乃至拒绝执行。
年轻的小王不会想到，有朝一日当他成为天下宰执，有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候，下级反对变法的官员，也是这么干的，这也成了熙宁变法最终宣告失败的重要原因。
荆公身上总有许多体现历史悲剧性的地方，例如最被人诟病的启用“小人”作为变法干将，事实上翻开荆公的履历，很难评说他不重视“吏治”，他提出的取士之道、科举方案很多与范仲淹那场庆历新政一脉相承，也难怪范公被荆公尊为“一世之师”，这里的知识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旧稿件“范仲淹人物志”。而启用小人，实在是一种被迫，或者说是一种过度自信，《元成语录》中记载了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老对头的一段对话，司马光问：你推行变法为何要启用一些小人担任重要职务呢？王安石解释：变法之初，朝中众臣支持的少，同一职位上原来的官员不肯卖力，因而选用了一批有才能的人，等到变法大成，再驱逐那些有才无德的，让有德行的人守护变法成果。司马温公一针见血：你错了，君子获得升迁很难，退下来容易；而小人正好相反，小人当权后还怎么可能愿意放权，到时就是悔之晚矣。
和准确预知了王安石身后背负骂名一样，司马温公在这里也一语成谶。而荆公“此时只欲浮云尽，窟穴何妨有兔蟾”，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中就有一句出自嘉靖之口的台词很有同样的取士之道的内涵：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可惜嘉靖或许不懂得荆公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证明过此非正道。
和启用小人同一种动机的另一举措，就是排挤异己，最典型的除了司马光，就是“百余年第一天才”苏轼了，在之前的“苏东坡人物志”中，我就提到了我认为苏轼和王安石实在是一种君子之争。对待乌台诗案这样能让政敌一击毙命的机会，王安石选择的是一言动圣意挽救；而对于任何可能接近皇帝的机会，王安石的选择又是极尽所能的疯狂打压。这样的矛盾，放在荆公的身上，居然显得如此合情合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只是如此“扬汤止沸”式的任官规则终究不可避免地酝酿成了投机分子的捷径，直至变法派内部四分五裂，互相倾轧。这也成了荆公身后难以规避的污点，后世梁启超就曾感叹，当时“君子”皆不愿与王安石为伍，只好选择与拥护变法者成为同道，无论其人品如何，但这又成了君子们攻讦荆公的理由，实在有失公道。那个“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变法大臣，实际上日渐走入了闭目失聪的孤立境地。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反对变法的声音逐渐消弭，却让新法实质上愈加不得人心。以上种种，到底是当时情势的无奈；还是荆公不拘一格的个性使然；亦或是封建皇权的政体魔咒，难以厘清，不得而知，我们能确定的只有，变法成功的希望，在此刻愈加渺茫。
如果说，商鞅变法的“人和”是历代变法者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奇迹，那么“天时”和“地利”，也未曾站在王安石这一边。
自熙宁七年的那场全国范围的旱灾和那幅惨烈的《流民图》让王安石提前退出政治舞台后，变法派内部四分五裂，短暂重新为相的王安石本人再也无力控制本就成分复杂的变法派，甚至长子王雱也因此忧劳成疾，于熙宁九年（1076）病逝，白发送黑发的荆公从此以后潜心学问研究，不问世事，那场浩荡的变法由几次摇摆的神宗本人继续推进，直至九年后驾崩，旧党掌权。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被司马光的“元祐更化”彻底画上句号——全数被废，曾批评荆公推行变法操之过急的司马光在废除新法这件事情上是那样的操之过急，甚至我们亲爱的苏东坡先生都因此怒骂温公为“司马牛”。
又几年过去，元祐八年（1093）年轻的宋哲宗在高太后去世后掌握大权，重新推行变法。朝堂上的新旧两党陷入无休止的互相攻讦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法旧法的孰优孰劣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反复横跳的政策变化让民众和官员都无所适从，无论好的一般的法条推行下去都效果大减，党争的焦点也从政见的不合沦为意气之争或仇恨之争，与国无益，直至许多年后，北宋灭亡……再以后的故事，可以关注我的旧稿件【岳飞人物志】和【辛弃疾人物志】
荆公其人，即使是在“政敌”司马光眼里，也实在说不上“私德有亏”，至于他的才干和远见卓识，更是古往今来公认的一等一的强，甚至有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不是搞了这场毁誉参半的变法，单单凭借才学造诣，或许荆公在青史上的形象要更加光彩熠熠。然而这就是王安石，不顾朝中大佬举荐甘愿去偏僻的鄞县执政、对待高位一次又一次的坚辞不受，这些都与他以刚猛的方式推行变法具备相同的行为逻辑，也都符合他突出的个性——荆公有荆公的孤高。
王安石的变法，我们可以说是悲壮又遗憾的，而对于荆公本人，我和很多人一样，共情他，崇拜他，就像对于这漫漫历史中的每一个，或壮烈，或悲戚，或荡气回肠，或语焉不详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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