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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案
我们现代人评价历史,总是喜欢“盖棺定论”外加精确总结。在历史的车轮碾过以后,复杂的人性和矛盾的人生便只剩寥寥几字。比如:我说“奸雄”,你们马上就会想到曹孟德。
提到“诗仙”,当然会是李白。
这样的总结,虽然十分明确,但也颇为片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人物,就介绍的详细一些,他就是文官的最高谥号“文正公”拥有者·位列孔庙的先儒·大宋率先变法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范仲淹便出生于姑苏范氏,门第不凡。远祖范滂东汉名士,清正廉直,不畏权贵,是上期人物志主角,苏轼的偶像之一。
先祖范履冰为唐时宰相。其父范墉,官至武宁节度使。生于这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范仲淹的少年或许本该是锦衣纨绔,钟鸣鼎食。然而真实的命运,却远比故事更加精彩。
范仲淹出生一年后,其父病逝。母亲谢氏并非正妻,孤儿寡母被赶出家门,弃之不顾。范母只得改嫁苏州判官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名“朱说”度过了完整的年少岁月。据传朱家门风敦直,对改嫁的母子二人,未有不公,一视同仁给朱说提供了良好的启蒙阶段的读书环境。朱说直至成年后才得知身世,流着泪跪别母亲,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只身赴睢阳应天府书院读书,这时的朱说就已颇有几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风骨,他过着缺衣少食的清贫生活,却浑然不觉悲苦,专注学海遨游。后来经继父朱文瀚友人引荐寄住在长白山上的醴泉寺(不是吉林的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市),更是每天只煮一锅粟米粥,待其凝固切成四份,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几根腌菜果腹,如此整整三年,这就是成语“断齑画粥”的典故。
事实上朱家能够提供的条件并不算差,我想范公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坚定心志,二是希望自己不为欲望所困。在下面的故事开始前我先输出一个可能成立的“暴论”:范仲淹对后世理学的影响可能超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众所周知范公创办了“高平学派”。在后面将要提到由于仁宗废后而被贬的时候,彼时已近天命之年的范公遇到了二十来岁的周敦颐,两人相交,但他们聊过什么,没有记载可考。不过《宋元学案》中,将周敦颐列为高平讲友,“高平学派”后来还产生了另一位堪称理学创始人的门生——和苏轼同榜进士的张载。范仲淹有可能就是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理学创始人,亲眼所见的“圣贤”。只是理学到了朱老夫子以后,多少有点走火入魔,也许是范母改嫁的“劣迹”让范公不能被理学门生景仰。
大中祥符八年(1015),26岁的朱说进士及第,开始出仕,这一年他有两件大事亟待完成,一是将母亲接到身边奉养,完成当初辞别时的承诺;二是以“朱说”一名荣登进士,聊作朱家养育之恩的报答后恢复原名,范氏家族并不同意他的回归,最终他极力表示自己惟愿更名,并无意争夺家产才如愿以偿。改回范姓之后,他没有就此和朱家撇清关系,仍处处照顾朱家。
和他的先祖范滂一样,范仲淹是个不折不扣的“较真派”,任司理(掌管讼狱)时,几乎每天捧着案卷不释,对其中不合理的地方锱铢必较,多次气得上司拂袖而去,甚至用官位压他,但他从不畏惧权势,每每据理力争,也正是因此许多冤案得以昭雪。不光如此,范仲淹特别重视教育的发展,在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任职期间,他主导开办学堂,大力提倡年轻人前来读书。后来南宋时期洪兴祖赴任此地,将范仲淹的遗像置于学宫,以希冀当地后世学子铭记他的功德。
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驾崩,仁宗即位,刘太后摄政,改元天圣。彼时范仲淹虽“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但从没有真正触及到朝堂中心。好在当时身在泰州的他,并没有因为被分配到闲职而郁郁不得志太久,他注意到一条堤堰年久失修,每年海潮泛滥,总会冲毁庄稼,甚至危及百姓生命,因此上书时任江淮漕运的张纶,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沿海(今江苏苏北一带),重修一条捍海长堤。因为这条建议他被任命为兴化县令,总掌修堤工程,这就是名扬后世的“范公堤”。不过修建过程颇为曲折,尽管范仲淹很关心劳工生活,与他们同吃同住,却还是因为一场海潮导致数百人丧生,险些就此停工。当时协助指挥的滕宗谅(字:子京)临危不乱,稳住局面,两人后来也成为了莫逆之交。
天圣四年(1026),范母谢氏病故 ,将母亲葬于何处,对范公是一个有些悲凉的选择,改嫁的母亲绝不会被准许入范式祖坟,葬于朱家又会削弱母亲和自己的联系。思虑以后他效仿姚崇(唐朝名相),将母亲葬于范氏更早的故乡:洛阳,并自立门庭。回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守孝的范仲淹一边悲痛不已,又一边惦念着海堤工程,于是寄信给张纶,嘱托其坚持完成,张纶不负所望,三次上书朝廷,自请任泰州知州,最终这条150余里的长堤终于完工,极大程度地解决了当地沿海百姓的海潮之患,曾经因此流亡的数千民户,也得以纷纷回归故土。
另一边范仲淹在守孝期间遇见了一个足以改写他命运的人——就是写下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晏殊。晏殊在宋真宗时期就颇受重用,与仁宗也有师徒之情,仁宗12岁即位时,为抗衡时任宰相的丁谓等独揽大权,晏殊曾建议刘太后摄政,并得到采纳。但后来他又因为得罪刘太后被贬至南京应天府,晏殊向来爱才,听闻范仲淹德行俱佳,邀请他担任应天府学的教授。范仲淹欣然同意,在应天府书院言传身教以至前来就读的人络绎不绝,且时常救济求穷苦学生,甚至因此自己家中窘迫也不以为意,这些被接济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孙复的人,他后来成为了理学大家,创办泰山学派。
天圣六年(1028),因晏殊力荐,范仲淹任职秘阁校理,得以经常面圣。仁宗推崇孝道,且以身作则,即使后来得知刘太后并非他的生母,仍对她恭敬有加。天圣七年(1029),仁宗为给刘太后祝寿,下令将亲率百官向其朝贺,当时官员们大多觉得此举不合礼制,但没有人敢于反对,范仲淹得知后立刻上奏,劝说仁宗,皇帝绝不可执人臣之礼,将有损君威。接到这份奏疏后,仁宗没有采纳,也没有为此处罚他。
晏殊听闻此事大惊失色,立刻把范仲淹找来,责怪他行事轻狂,有沽名钓誉之嫌,范仲淹没有当场反驳的机会。但在事后郑重地写了一封信,力陈自己不忘提拔之恩,但也问心无愧。此举不光有失君威,更有可能导致后世效法,甚至进而成为外戚强权的工具。
一次上书无果,范仲淹又再次上书,这次不光没有收敛,反而更进一步,直接奏请太后还政天子 ,其实当时仁宗已经20岁。而范仲淹自己已年满40,却仿佛已离自己少年时的青云之志渐行渐远。第二次上书果然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于是他自请出任地方,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蒲州)通判,辞别时,同事们都宽慰他“范君此行,极为光耀”
被贬到地方的范仲淹,依然留意朝中动向,认为有不合理的,仍旧立刻上书表达意见。例如天圣八年(1030)3月上疏建议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开支以顺人心。同年又给宰相吕夷简寄了一篇《上时相议制举书》 ,痛陈当时文坛盛行“西昆体”的浮夸之风,“文章柔靡,风俗巧伪”以至朝廷选拔时,常苦于寻不到良才。事实上范仲淹不是唯一一个对此有感的人,当时就连制科考试(苏轼那期介绍过“制科”的形式)也是以诗赋为主要内容,而非考察学子实际处理政务的能力。范仲淹犀利地指出应该挑选出那些能熟读经籍之义,通晓王霸之略的栋梁之材。 这算是开启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遗留了一个更奇葩的“太学体”),包括我们熟悉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梅尧臣等等都在这场运动中功不可没。
同年范仲淹还以河中府通判的身份再次上疏请求太后还政,不过直至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薨逝,仁宗才真正开始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师,担任一个很适合他的职位“右司谏”,本职工作就是向皇帝谏言。同年7月,江淮一带发生旱灾蝗灾,仁宗命范仲淹前往赈灾,所到之处皆开仓放粮,同时严禁民间铺张祭祀神明,并奏请为灾区免去各项税捐。回到京城时他还把灾民用以充饥的草根、树皮等带到仁宗和妃嫔面前,以诫奢侈之心 。不过范公想到的远不止如此,他意识到了更为深刻的问题,当时虽称得上太平盛世,但也有危机暗流涌动,尤其赈灾之行让他意识到财政问题非常突出,他立刻奋笔疾书,拟定了多条缩减支出的方案,例如严格控制粮饷发放、衣饰制作相关机构的开支;朝廷奖赏应严格依法办理,不能大肆额外施恩;精简兵员、官吏等等,这些后来大多都被仁宗欣然采纳。
范公没有就此开始在朝堂上大放异彩,仁宗当时有一个皇后郭氏,是当年刘太后所选,郭皇后善妒,与后宫妃嫔相处不快,有一次与仁宗宠爱的尚美人发生口角,要掌掴尚氏,仁宗上前阻拦却挨了一巴掌,此事让仁宗大为恼火,他本就厌恶郭皇后,没了刘太后的掣肘,产生了废后的念头。
废后兹事体大,仁宗便与宰相吕夷简商议,恰好吕夷简也和郭皇后不对付(因为郭氏被贬过),想出了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理由——册立郭皇后九年以来,一直尚未生子。
废后的消息很快传遍朝野,范仲淹当然心知肚明根源在于仁宗对郭氏的厌恶,但他又一次逆势而为,向仁宗谏言将此事搁置,免得满城风雨。仁宗当然没理他,下诏降郭皇后为净妃,且不许大臣为此劝谏。范仲淹和御史台官员孔道辅等人径直前往垂拱殿求见仁宗,然后吃了个闭门羹,一行人又去中书省,吕夷简本来拟的“没有生子”的理由就有些牵强,自然辩驳不过范仲淹一行,搪塞他们去找仁宗据理力争。一行人决定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再行进言,却不料吕夷简釜底抽薪,上奏弹劾范仲淹等谏官,提议将他们逐出京师。于是范公被贬至睦州(今浙江建德)任知州去了,对于这次辞京,同仁们的评价是“范君此行,愈为光耀”
实际上废后,是仁宗一生少有的被人诟病,且自己后来悔之晚矣的事情。
睦州并不是什么穷山恶水之地,反而有不少风景名胜,范仲淹这段时期和晏殊书信来往时表示自己在这里“大得隐者之乐”,好不快活,留有诸如《赴桐庐郡淮上遇风》等诗作“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仁宗也没有就此忘记这个耿直的忠臣,一年后,范仲淹移知老家苏州,当时苏州的太湖每年都有水灾,范仲淹亲自查访水道,疏通河渠,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水方针,于是当地后来就多了一个“范公闸”、一个“范公圩”。不光如此他还建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学舍,广招天下学子。据传建学校的那块地本来是他买来建房的,有风水先生称那是块风水宝地,得之者必定世代公卿,于是范公决定比起一家富贵,不如让天下学子受惠。 时至今日,范公的那所学舍在苏州还有传承。
景祐二年(1035),46岁的范仲淹被召回汴京,为了避免他的频繁谏言 ,宰相吕夷简建议将之擢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首都),打算用忙碌的汴京事务使他无法分心,却不料范公举重若轻,做出了斐然的政绩,然后依然不改其志。当时有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但之后他又深陷泥潭。因不满吕夷简把持官员任用,范仲淹上给了仁宗一幅《百官图》,指出其中不合理的升迁顺序,用以说明吕夷简的任人唯亲 。加上后来因为北宋历史上已争论过数次的“迁都洛阳”的话题,范和吕的意见不和,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迁都洛阳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早在后晋时期,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领,使得宋朝为了驻守首都开封,不得不囤积大量的军队,而迁都洛阳可以利用山川之险减少冗兵,只是经过数代的发展,洛阳和开封在文化、经济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开封占据漕运之利,兵粮补给更为便利。范仲淹的想法是,不迁都,但是逐渐充实洛阳府库,以备不时之需。吕夷简对此的评价是“迂阔之极,放高论以求名,所言不符实际”,范仲淹立刻反击,直至两人后来陷入互相攻讦的境地,最终吕夷简憋了个大招,称范仲淹和他的支持者为“朋党”,北宋时期的朋党之争也就此而始。最终两败俱伤,吕夷简在这之后被罢职,范仲淹和他的支持者更是纷纷遭到贬谪,包括欧阳修也由于为他们争辩被贬为夷陵县令。这一次辞京,友人们的评价是“范君此行,尤为光耀!”,也因此后世有人称范公为“三光大臣”,
这一次范仲淹先贬饶州、再贬润州、又贬越州。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李氏在赴任饶州的路上一命呜呼,范公当时的悲痛可想而知“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好在好友梅尧臣时常寄来诗词勉励,《啄木》一诗把他比作消灭害虫的啄木鸟,后来又写了一首《灵乌赋》,既是宽慰,也是告诫他收敛锋芒,谨防因言获罪“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范公也回了一首《灵乌赋》表明心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范公不是沉溺悲痛不能自拔的人,饶是郁结满腹也不曾怠慢政务,在饶州又是实地调查、走访百姓,治理了鄱阳湖水患。
景祐五年(1038),宋朝自檀渊之盟以来三十余年的边境和平被打破了,西夏(宋朝西北处)李元昊叛乱,称帝,建国号大夏。
西夏兵力不俗,侵扰边境屡屡得逞,却不深入,而宋军远征后勤难以为继。遭遇三川口之战的失利后,仁宗任命夏竦为奉宁节度使(主帅),韩琦为陕西安抚使,韩琦力荐由范仲淹取代之前大败的范雍(和范父名字同音),因此其被任命为陕西转运使。同时仁宗又重新启用之前被罢黜的宰相吕夷简,吕夷简回归后力主超升范仲淹为能够实际执掌兵权的职务,使他能有所作为,在国家大义面前,两人冰释前嫌。
范仲淹马不停蹄地赶往延州赴任,看到了萧瑟的边塞,也许他还看到了战场的遗迹,看到了阵亡的将士,看到了步履维艰的百姓,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实地考察地形、军力部署后,范仲淹主张“屯田久守”,待敌军袭扰时坚壁清野,只守不攻,用以避免关中兵力薄弱时被趁虚而入,西夏不同于占据燕云十六州的契丹,只要保证关中无虞,他们就不能长驱直下。而包括韩琦在内的其他将领却大多主张集中兵力,大举反攻,以免士气蹉跎以及旷日持久的军资消耗拖累国家财政,夏竦和仁宗最终采纳了后者。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和韩琦同时受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来由于原本奉命任延州知州的人员不肯赴任,范仲淹自请代职,这期间他改变了边地驻军的规定,将延州兵力分由六将统领,分部训练,等敌人来犯时根据情况调派各将适时而动。此法行之有效,后来在宋军中推广开来 。
康定二年(1041),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主将任福在内的十六名将领和一万余士卒阵亡。此战和任福的冒进不无关系,不顾一切追击佯败的逃兵以至遇伏,没有完全按照韩琦的指示。但韩琦自请处分,被罢免副使职权,任秦州(今甘肃天水)知州。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谅,时任泾州知州,当时也遭遇了敌军,他在正规军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坚持到了援军赶到,战后感念部下守城艰辛,大设宴席犒劳士卒、祭奠阵亡将士、抚恤遗属,但后来在庆历三年被监察御史梁坚弹劾该事为滥用公用钱,滕子京就是因此在庆历四年春去谪守巴陵郡的,不过后来查实属于冤案。
这之后朝廷采取了范仲淹的防御策略,在交战地带构筑堡寨,严格训练士兵,对边关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这期间范仲淹还提拔了一批颇有才干的将领,这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狄青、种世衡 (《水浒传》中鲁智深的前领导“老种经略相公”的父亲)。最终宋朝建立起了坚固的防线,于庆历四年(1044)迫使西夏和议。
在此前一年,吕夷简辞官,仁宗命晏殊为首相兼枢密使,范仲淹、韩琦等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兼参知政事(副宰相),协助掌管全国军政。54岁的范公,终于有了一展少年时的青云之志的机会,在他的领导下,宋朝后来有了第一次变法“庆历新政”。同年9月,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联合草拟了一份万言书,这就是后世留名的“十事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内容涉及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限制高阶官员提拔自家子弟、改革取士制度(其实可以视为之前《上时相议制举书》的补充完善)、精简冗员、均公田(官员的职田)、兴水利农利、整治军备、减轻徭役等等。
仁宗全部接纳,新政便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实施不久,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有真才实学的人得到提拔,政绩平平的官员被降职,全国兴办起了学校。范仲淹在这期间罢黜了许多官吏,甚至富弼都来求情,说你只是一笔划掉了人家的名字,哪知道他们一家都要为此悲泣。范仲淹回应说一家人哭,总好过几个州县的百姓悲鸣·。
和历史上每一次的变法一样,新政之下,必然有人利益受损,有改革派自然就有守旧派。而庆历新政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又使出了那个大招——朋党之论,欧阳修为了反对这些人上呈了一篇《朋党论》,表示小人为利益暂时结为“伪朋”,君子为了道义结为“真朋”,为人君者要能明辨其中的区别,但一篇文章不足以改变朋党之争的愈演愈烈。和之前苏轼那期视频提到的北宋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一样,历史上能像秦孝公那样的雄主实在过于罕见,最终在这场争斗中仁宗对改革的热情逐渐消磨, 于庆历五年(1045),下诏废除新政。这里顺便挖个坑,如果大家感兴趣,以后可能会出一期《中国变法简史》,从商鞅一路讲到康梁。
范仲淹先被撤去军政要职,后又被罢免参知政事,欧阳修也又一次因为上书为友人们抗辩被贬到滁州当了两年知州,我们熟知的《醉翁亭记》就写于那个时期。
一年后,范公应好友滕宗谅之邀,写下了那篇被许多后人认为最能表明他心志的《岳阳楼记》“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在是字字珠玑,令人感慨万千。
从此以后范公再也没有回到朝廷任职,辗转多地任地方长官,直至皇佑四年(1052)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
因多次仗义执言,范公曾被同时代,乃至后代一些人认为有故意标新立异、沽名钓誉之嫌。范公坦坦荡荡,驳之“名”也是荣辱观念的具体表现,天下人如果不畏名教,教育又何从施行,为了护名而向善也并非坏事。
纵观那些青史留名的先辈,我们不难发现在事迹流传的过程中,常常会无法避免地出现人物画像的变迁,以至于后人心中和历史上真正的形象有所出入,有时更是会为了体现出其贤德,去掉真实人物身上的“人性”,赋予一定的“神性”。然我中华泱泱几千年历史,确实有那些为了理想抱负,不屑世俗的志士仁人层出不穷,他们肉体凡胎,却以圣人之道苛求自己。在我心中,范文正公就属此列。元好问评价他“在布艺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范公一生艰苦自律,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以天下为己任”,终至青史留名,激励无数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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