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键三连
原始文案
我们现代人评价历史，总是喜欢“盖棺定论”外加精确总结。在历史的车轮碾过以后，复杂的人性和矛盾的人生便只剩寥寥几字。比如：我说“奸雄”，你们马上就会想到曹孟德。
提到“诗仙”，当然会是李白。
这样的总结，虽然十分明确，但也颇为片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人物，就介绍的详细一些，他就是文官的最高谥号“文正公”拥有者·位列孔庙的先儒·大宋率先变法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范仲淹便出生于姑苏范氏，门第不凡。远祖范滂东汉名士，清正廉直，不畏权贵，是上期人物志主角，苏轼的偶像之一。
先祖范履冰为唐时宰相。其父范墉，官至武宁节度使。生于这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范仲淹的少年或许本该是锦衣纨绔，钟鸣鼎食。然而真实的命运，却远比故事更加精彩。
范仲淹出生一年后，其父病逝。母亲谢氏并非正妻，孤儿寡母被赶出家门，弃之不顾。范母只得改嫁苏州判官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名“朱说”度过了完整的年少岁月。据传朱家门风敦直，对改嫁的母子二人，未有不公，一视同仁给朱说提供了良好的启蒙阶段的读书环境。朱说直至成年后才得知身世，流着泪跪别母亲，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只身赴睢阳应天府书院读书，这时的朱说就已颇有几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风骨，他过着缺衣少食的清贫生活，却浑然不觉悲苦，专注学海遨游。后来经继父朱文瀚友人引荐寄住在长白山上的醴泉寺（不是吉林的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市），更是每天只煮一锅粟米粥，待其凝固切成四份，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几根腌菜果腹，如此整整三年，这就是成语“断齑画粥”的典故。
事实上朱家能够提供的条件并不算差，我想范公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坚定心志，二是希望自己不为欲望所困。在下面的故事开始前我先输出一个可能成立的“暴论”：范仲淹对后世理学的影响可能超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众所周知范公创办了“高平学派”。在后面将要提到由于仁宗废后而被贬的时候，彼时已近天命之年的范公遇到了二十来岁的周敦颐，两人相交，但他们聊过什么，没有记载可考。不过《宋元学案》中，将周敦颐列为高平讲友，“高平学派”后来还产生了另一位堪称理学创始人的门生——和苏轼同榜进士的张载。范仲淹有可能就是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理学创始人，亲眼所见的“圣贤”。只是理学到了朱老夫子以后，多少有点走火入魔，也许是范母改嫁的“劣迹”让范公不能被理学门生景仰。
大中祥符八年（1015），26岁的朱说进士及第，开始出仕，这一年他有两件大事亟待完成，一是将母亲接到身边奉养，完成当初辞别时的承诺；二是以“朱说”一名荣登进士，聊作朱家养育之恩的报答后恢复原名，范氏家族并不同意他的回归，最终他极力表示自己惟愿更名，并无意争夺家产才如愿以偿。改回范姓之后，他没有就此和朱家撇清关系，仍处处照顾朱家。
和他的先祖范滂一样，范仲淹是个不折不扣的“较真派”，任司理（掌管讼狱）时，几乎每天捧着案卷不释，对其中不合理的地方锱铢必较，多次气得上司拂袖而去，甚至用官位压他，但他从不畏惧权势，每每据理力争，也正是因此许多冤案得以昭雪。不光如此，范仲淹特别重视教育的发展，在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任职期间，他主导开办学堂，大力提倡年轻人前来读书。后来南宋时期洪兴祖赴任此地，将范仲淹的遗像置于学宫，以希冀当地后世学子铭记他的功德。
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驾崩，仁宗即位，刘太后摄政，改元天圣。彼时范仲淹虽“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但从没有真正触及到朝堂中心。好在当时身在泰州的他，并没有因为被分配到闲职而郁郁不得志太久，他注意到一条堤堰年久失修，每年海潮泛滥，总会冲毁庄稼，甚至危及百姓生命，因此上书时任江淮漕运的张纶，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沿海（今江苏苏北一带），重修一条捍海长堤。因为这条建议他被任命为兴化县令，总掌修堤工程，这就是名扬后世的“范公堤”。不过修建过程颇为曲折，尽管范仲淹很关心劳工生活，与他们同吃同住，却还是因为一场海潮导致数百人丧生，险些就此停工。当时协助指挥的滕宗谅（字：子京）临危不乱，稳住局面，两人后来也成为了莫逆之交。
天圣四年（1026），范母谢氏病故 ，将母亲葬于何处，对范公是一个有些悲凉的选择，改嫁的母亲绝不会被准许入范式祖坟，葬于朱家又会削弱母亲和自己的联系。思虑以后他效仿姚崇（唐朝名相），将母亲葬于范氏更早的故乡：洛阳，并自立门庭。回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守孝的范仲淹一边悲痛不已，又一边惦念着海堤工程，于是寄信给张纶，嘱托其坚持完成，张纶不负所望，三次上书朝廷，自请任泰州知州，最终这条150余里的长堤终于完工，极大程度地解决了当地沿海百姓的海潮之患，曾经因此流亡的数千民户，也得以纷纷回归故土。
另一边范仲淹在守孝期间遇见了一个足以改写他命运的人——就是写下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晏殊。晏殊在宋真宗时期就颇受重用，与仁宗也有师徒之情，仁宗12岁即位时，为抗衡时任宰相的丁谓等独揽大权，晏殊曾建议刘太后摄政，并得到采纳。但后来他又因为得罪刘太后被贬至南京应天府，晏殊向来爱才，听闻范仲淹德行俱佳，邀请他担任应天府学的教授。范仲淹欣然同意，在应天府书院言传身教以至前来就读的人络绎不绝，且时常救济求穷苦学生，甚至因此自己家中窘迫也不以为意，这些被接济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孙复的人，他后来成为了理学大家，创办泰山学派。
天圣六年（1028），因晏殊力荐，范仲淹任职秘阁校理，得以经常面圣。仁宗推崇孝道，且以身作则，即使后来得知刘太后并非他的生母，仍对她恭敬有加。天圣七年（1029），仁宗为给刘太后祝寿，下令将亲率百官向其朝贺，当时官员们大多觉得此举不合礼制，但没有人敢于反对，范仲淹得知后立刻上奏，劝说仁宗，皇帝绝不可执人臣之礼，将有损君威。接到这份奏疏后，仁宗没有采纳，也没有为此处罚他。
晏殊听闻此事大惊失色，立刻把范仲淹找来，责怪他行事轻狂，有沽名钓誉之嫌，范仲淹没有当场反驳的机会。但在事后郑重地写了一封信，力陈自己不忘提拔之恩，但也问心无愧。此举不光有失君威，更有可能导致后世效法，甚至进而成为外戚强权的工具。
一次上书无果，范仲淹又再次上书，这次不光没有收敛，反而更进一步，直接奏请太后还政天子 ，其实当时仁宗已经20岁。而范仲淹自己已年满40，却仿佛已离自己少年时的青云之志渐行渐远。第二次上书果然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于是他自请出任地方，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蒲州）通判，辞别时，同事们都宽慰他“范君此行，极为光耀”
被贬到地方的范仲淹，依然留意朝中动向，认为有不合理的，仍旧立刻上书表达意见。例如天圣八年（1030）3月上疏建议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开支以顺人心。同年又给宰相吕夷简寄了一篇《上时相议制举书》 ，痛陈当时文坛盛行“西昆体”的浮夸之风，“文章柔靡，风俗巧伪”以至朝廷选拔时，常苦于寻不到良才。事实上范仲淹不是唯一一个对此有感的人，当时就连制科考试（苏轼那期介绍过“制科”的形式）也是以诗赋为主要内容，而非考察学子实际处理政务的能力。范仲淹犀利地指出应该挑选出那些能熟读经籍之义，通晓王霸之略的栋梁之材。 这算是开启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遗留了一个更奇葩的“太学体”），包括我们熟悉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梅尧臣等等都在这场运动中功不可没。
同年范仲淹还以河中府通判的身份再次上疏请求太后还政，不过直至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薨逝，仁宗才真正开始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师，担任一个很适合他的职位“右司谏”，本职工作就是向皇帝谏言。同年7月，江淮一带发生旱灾蝗灾，仁宗命范仲淹前往赈灾，所到之处皆开仓放粮，同时严禁民间铺张祭祀神明，并奏请为灾区免去各项税捐。回到京城时他还把灾民用以充饥的草根、树皮等带到仁宗和妃嫔面前，以诫奢侈之心 。不过范公想到的远不止如此，他意识到了更为深刻的问题，当时虽称得上太平盛世，但也有危机暗流涌动，尤其赈灾之行让他意识到财政问题非常突出，他立刻奋笔疾书，拟定了多条缩减支出的方案，例如严格控制粮饷发放、衣饰制作相关机构的开支；朝廷奖赏应严格依法办理，不能大肆额外施恩；精简兵员、官吏等等，这些后来大多都被仁宗欣然采纳。
范公没有就此开始在朝堂上大放异彩，仁宗当时有一个皇后郭氏，是当年刘太后所选，郭皇后善妒，与后宫妃嫔相处不快，有一次与仁宗宠爱的尚美人发生口角，要掌掴尚氏，仁宗上前阻拦却挨了一巴掌，此事让仁宗大为恼火，他本就厌恶郭皇后，没了刘太后的掣肘，产生了废后的念头。
废后兹事体大，仁宗便与宰相吕夷简商议，恰好吕夷简也和郭皇后不对付（因为郭氏被贬过），想出了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理由——册立郭皇后九年以来，一直尚未生子。
废后的消息很快传遍朝野，范仲淹当然心知肚明根源在于仁宗对郭氏的厌恶，但他又一次逆势而为，向仁宗谏言将此事搁置，免得满城风雨。仁宗当然没理他，下诏降郭皇后为净妃，且不许大臣为此劝谏。范仲淹和御史台官员孔道辅等人径直前往垂拱殿求见仁宗，然后吃了个闭门羹，一行人又去中书省，吕夷简本来拟的“没有生子”的理由就有些牵强，自然辩驳不过范仲淹一行，搪塞他们去找仁宗据理力争。一行人决定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再行进言，却不料吕夷简釜底抽薪，上奏弹劾范仲淹等谏官，提议将他们逐出京师。于是范公被贬至睦州（今浙江建德）任知州去了，对于这次辞京，同仁们的评价是“范君此行，愈为光耀”
实际上废后，是仁宗一生少有的被人诟病，且自己后来悔之晚矣的事情。
睦州并不是什么穷山恶水之地，反而有不少风景名胜，范仲淹这段时期和晏殊书信来往时表示自己在这里“大得隐者之乐”，好不快活，留有诸如《赴桐庐郡淮上遇风》等诗作“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仁宗也没有就此忘记这个耿直的忠臣，一年后，范仲淹移知老家苏州，当时苏州的太湖每年都有水灾，范仲淹亲自查访水道，疏通河渠，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水方针，于是当地后来就多了一个“范公闸”、一个“范公圩”。不光如此他还建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学舍，广招天下学子。据传建学校的那块地本来是他买来建房的，有风水先生称那是块风水宝地，得之者必定世代公卿，于是范公决定比起一家富贵，不如让天下学子受惠。 时至今日，范公的那所学舍在苏州还有传承。
景祐二年（1035），46岁的范仲淹被召回汴京，为了避免他的频繁谏言 ，宰相吕夷简建议将之擢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首都），打算用忙碌的汴京事务使他无法分心，却不料范公举重若轻，做出了斐然的政绩，然后依然不改其志。当时有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但之后他又深陷泥潭。因不满吕夷简把持官员任用，范仲淹上给了仁宗一幅《百官图》，指出其中不合理的升迁顺序，用以说明吕夷简的任人唯亲 。加上后来因为北宋历史上已争论过数次的“迁都洛阳”的话题，范和吕的意见不和，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迁都洛阳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早在后晋时期，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领，使得宋朝为了驻守首都开封，不得不囤积大量的军队，而迁都洛阳可以利用山川之险减少冗兵，只是经过数代的发展，洛阳和开封在文化、经济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开封占据漕运之利，兵粮补给更为便利。范仲淹的想法是，不迁都，但是逐渐充实洛阳府库，以备不时之需。吕夷简对此的评价是“迂阔之极，放高论以求名，所言不符实际”，范仲淹立刻反击，直至两人后来陷入互相攻讦的境地，最终吕夷简憋了个大招，称范仲淹和他的支持者为“朋党”，北宋时期的朋党之争也就此而始。最终两败俱伤，吕夷简在这之后被罢职，范仲淹和他的支持者更是纷纷遭到贬谪，包括欧阳修也由于为他们争辩被贬为夷陵县令。这一次辞京，友人们的评价是“范君此行，尤为光耀！”，也因此后世有人称范公为“三光大臣”，
这一次范仲淹先贬饶州、再贬润州、又贬越州。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李氏在赴任饶州的路上一命呜呼，范公当时的悲痛可想而知“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好在好友梅尧臣时常寄来诗词勉励，《啄木》一诗把他比作消灭害虫的啄木鸟，后来又写了一首《灵乌赋》，既是宽慰，也是告诫他收敛锋芒，谨防因言获罪“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范公也回了一首《灵乌赋》表明心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范公不是沉溺悲痛不能自拔的人，饶是郁结满腹也不曾怠慢政务，在饶州又是实地调查、走访百姓，治理了鄱阳湖水患。
景祐五年（1038），宋朝自檀渊之盟以来三十余年的边境和平被打破了，西夏（宋朝西北处）李元昊叛乱，称帝，建国号大夏。
西夏兵力不俗，侵扰边境屡屡得逞，却不深入，而宋军远征后勤难以为继。遭遇三川口之战的失利后，仁宗任命夏竦为奉宁节度使（主帅），韩琦为陕西安抚使，韩琦力荐由范仲淹取代之前大败的范雍（和范父名字同音），因此其被任命为陕西转运使。同时仁宗又重新启用之前被罢黜的宰相吕夷简，吕夷简回归后力主超升范仲淹为能够实际执掌兵权的职务，使他能有所作为，在国家大义面前，两人冰释前嫌。
范仲淹马不停蹄地赶往延州赴任，看到了萧瑟的边塞，也许他还看到了战场的遗迹，看到了阵亡的将士，看到了步履维艰的百姓，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实地考察地形、军力部署后，范仲淹主张“屯田久守”，待敌军袭扰时坚壁清野，只守不攻，用以避免关中兵力薄弱时被趁虚而入，西夏不同于占据燕云十六州的契丹，只要保证关中无虞，他们就不能长驱直下。而包括韩琦在内的其他将领却大多主张集中兵力，大举反攻，以免士气蹉跎以及旷日持久的军资消耗拖累国家财政，夏竦和仁宗最终采纳了后者。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和韩琦同时受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后来由于原本奉命任延州知州的人员不肯赴任，范仲淹自请代职，这期间他改变了边地驻军的规定，将延州兵力分由六将统领，分部训练，等敌人来犯时根据情况调派各将适时而动。此法行之有效，后来在宋军中推广开来 。
康定二年（1041），好水川之战宋军大败，主将任福在内的十六名将领和一万余士卒阵亡。此战和任福的冒进不无关系，不顾一切追击佯败的逃兵以至遇伏，没有完全按照韩琦的指示。但韩琦自请处分，被罢免副使职权，任秦州（今甘肃天水）知州。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谅，时任泾州知州，当时也遭遇了敌军，他在正规军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坚持到了援军赶到，战后感念部下守城艰辛，大设宴席犒劳士卒、祭奠阵亡将士、抚恤遗属，但后来在庆历三年被监察御史梁坚弹劾该事为滥用公用钱，滕子京就是因此在庆历四年春去谪守巴陵郡的，不过后来查实属于冤案。
这之后朝廷采取了范仲淹的防御策略，在交战地带构筑堡寨，严格训练士兵，对边关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这期间范仲淹还提拔了一批颇有才干的将领，这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狄青、种世衡 （《水浒传》中鲁智深的前领导“老种经略相公”的父亲）。最终宋朝建立起了坚固的防线，于庆历四年（1044）迫使西夏和议。
在此前一年，吕夷简辞官，仁宗命晏殊为首相兼枢密使，范仲淹、韩琦等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兼参知政事（副宰相），协助掌管全国军政。54岁的范公，终于有了一展少年时的青云之志的机会，在他的领导下，宋朝后来有了第一次变法“庆历新政”。同年9月，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联合草拟了一份万言书，这就是后世留名的“十事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内容涉及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限制高阶官员提拔自家子弟、改革取士制度（其实可以视为之前《上时相议制举书》的补充完善）、精简冗员、均公田（官员的职田）、兴水利农利、整治军备、减轻徭役等等。
仁宗全部接纳，新政便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实施不久，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有真才实学的人得到提拔，政绩平平的官员被降职，全国兴办起了学校。范仲淹在这期间罢黜了许多官吏，甚至富弼都来求情，说你只是一笔划掉了人家的名字，哪知道他们一家都要为此悲泣。范仲淹回应说一家人哭，总好过几个州县的百姓悲鸣·。
和历史上每一次的变法一样，新政之下，必然有人利益受损，有改革派自然就有守旧派。而庆历新政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又使出了那个大招——朋党之论，欧阳修为了反对这些人上呈了一篇《朋党论》，表示小人为利益暂时结为“伪朋”，君子为了道义结为“真朋”，为人君者要能明辨其中的区别，但一篇文章不足以改变朋党之争的愈演愈烈。和之前苏轼那期视频提到的北宋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一样，历史上能像秦孝公那样的雄主实在过于罕见，最终在这场争斗中仁宗对改革的热情逐渐消磨， 于庆历五年（1045），下诏废除新政。这里顺便挖个坑，如果大家感兴趣，以后可能会出一期《中国变法简史》，从商鞅一路讲到康梁。
范仲淹先被撤去军政要职，后又被罢免参知政事，欧阳修也又一次因为上书为友人们抗辩被贬到滁州当了两年知州，我们熟知的《醉翁亭记》就写于那个时期。
一年后，范公应好友滕宗谅之邀，写下了那篇被许多后人认为最能表明他心志的《岳阳楼记》“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在是字字珠玑，令人感慨万千。
从此以后范公再也没有回到朝廷任职，辗转多地任地方长官，直至皇佑四年（1052）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
因多次仗义执言，范公曾被同时代，乃至后代一些人认为有故意标新立异、沽名钓誉之嫌。范公坦坦荡荡，驳之“名”也是荣辱观念的具体表现，天下人如果不畏名教，教育又何从施行，为了护名而向善也并非坏事。
纵观那些青史留名的先辈，我们不难发现在事迹流传的过程中，常常会无法避免地出现人物画像的变迁，以至于后人心中和历史上真正的形象有所出入，有时更是会为了体现出其贤德，去掉真实人物身上的“人性”，赋予一定的“神性”。然我中华泱泱几千年历史，确实有那些为了理想抱负，不屑世俗的志士仁人层出不穷，他们肉体凡胎，却以圣人之道苛求自己。在我心中，范文正公就属此列。元好问评价他“在布艺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范公一生艰苦自律，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以天下为己任”，终至青史留名，激励无数后人。
好了，范文正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希望可以给个一键三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