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历史？对于这个问题，有人的回答是我们可以从无数的历史事件中得到经验教训，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人的回答则要高级一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读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宏大的视野了解世界，洞察其发展的规律；还有的人则专注从历史的边角料里，搜刮凭据，作为自己所兜售的成功学方法论的佐证，从而得出例如岳飞壮烈又遗憾的一生，是因为他不谙人情世故这种荒谬又贻笑大方的结论。
同样的问题，我也会在每一次制作历史相关的选题时诘问自己，比起那个具体的答案，我更想分享的，是脑海从那些简练的史料文字，抽象出的一幅幅让人热泪盈眶的图像。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仿佛听到了披头散发的屈原在汨罗江畔，决然抱石投河前高呼“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仿佛亲眼见到了诸葛丞相在一次又一次的北伐中呕心沥血，最终带着不甘命殒五丈原的那场秋风；仿佛置身于鬓角已白的岳飞在形势大好之际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的那场憋屈的面圣……
而这些围绕具体人物的纪传通史，正是由我们今天的主角，太史公司马迁几乎靡尽一生创作的《史记》为发源的，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历史区流行的“人物志”，司马迁才是真正的祖师爷。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对自己的家学渊源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不过这所谓的“史官世家”背景高度存疑，真正对司马迁的创作有重大影响的，并非那些列举出的、难以考据的先辈，而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上一期霍去病人物志中，已经介绍过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怎样的君主，在那个武德昌盛，卫青、霍去病闪耀到同时期的能人都只如萤火之于皓月的年代，太常一职之下的太史令，其地位正如司马迁所说的“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这里提一嘴，秦、汉时的太史令，并不是一般我们所认为的专职史官，甚至在后来的东汉，太史令的职能和“记史”已经没多大关系，而是专门掌管天时、星历、占卜等“天官”之事。不过在司马迁的时代，文史仍属官方规定职能。
司马迁并非什么“世家出身”还有一处旁证，在自序和汉书中，都记载了他童年时期过着耕牧生活。也许正是幼年的经历，使得他所记载的历史，除了关注那些光辉耀眼的“少数人”以外，也不乏对最容易淹没在时代洪流中的“平民”着笔。这些平凡的人，在太史公的笔下，有的市井庸俗，如苏秦那个前倨后恭的嫂嫂；有的朴实大义，如韩信遇见的那个不求回报，甚至以此为耻的漂母。比起那些在关键时代节点力挽天倾的狠人，也许正是这些复杂而个性突出的“普通人”，才真正意义上构成了我们源远流长的厚重文化。
写出一本在当时惊世骇俗的通史，起初是司马谈的理想。这个理想很大，大到依靠一人之力，穷尽一生也难以实现，好在他有一个注定要承袭自己的官职，且极为聪颖的儿子。司马迁的童年除了田间耕作与放牧，并没有耽误读书，十岁时就可以诵读晦涩的《尚书》《左传》这样的儒学经典，更有大儒亲自为他讲学，其中包括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到底是父亲的殷殷期盼，还是父子俩压根就志趣相同，我们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很早的时候，司马迁就开始为继承司马谈的巍巍理想做着准备。十九岁那年，他身体力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开始游历天下，前往江淮和中原地区采集历史传闻、考察风俗习惯。会稽山、汨罗江、齐鲁大地、盛产狗肉的沛县、诞生兵仙的淮阴，这些埋藏着众多历史往事的地点，都遍布着他的足迹。在这之后不久，司马迁获得“郎中”、“使者监军”等职位，更是一度出使当时蛮荒的西南夷（约今云贵川等地），并承担朝廷在此处设郡的工作，顺带提一嘴，这份工作的前任是著名才子司马相如（想看穷小子求爱首富女儿的故事吗？）。
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年近不惑的司马迁如同预料的那样，接过了父亲的太史令职位。继任之初，他一定回忆起了父亲临终前嘱托他完成著作时的热切目光，不过在此之前，有一项对于当时的芸芸农民们来说，更加切身也更加迫切的工作需要完成。
汉朝初年，历法承袭秦制，与实际天象运行已多有不合，遑论适应农民们的耕作时间。天时、星历本就是太史令的本职工作，于是司马迁联合公孙卿、壶遂等人向汉武帝提议创造出一部汉朝独有的历法，在司马迁的亲身参与下，有赖于落下闳、邓平等人发明的“八十一分法”，元封六年（前104），“太初历”应运而生。这部诞生于距今两千多年的历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统一，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法，在天文学领域举足轻重，首次记录了五大行星的运行周期，且相当精准，在此后近60年，古罗马才诞生了精度接近的儒略历。不过在当时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太初历首次编入了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24节气。
在此以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力图完成父亲遗志。后来东汉时著名史学家班固评论《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当然有一些年代久远又语焉不详的往事会不可避免地沾上传奇色彩，也会有一些由于个人经历、好恶带来的主观判断，但对于司马迁本人来讲，除却神往孔子《春秋》的“褒贬精神”以外，对待史实事件，无疑他已经尽可能追求公正客观的描述了。只是这样的追求，未必符合当时在位的汉武帝对于“史书”的期待，尤其是关于本朝的部分。相传汉武帝翻阅相关段落时，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在行文中有意贬损自己，命人削去了竹简上的字迹。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区区一个太史令，何以有资格评价自己的雄韬伟略。
在这个时期，卫青、霍去病创造的几次漠南、漠北、河西大捷，已经成为往事，斯人也已去矣，然而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并不会随着两颗将星的陨落而终结。
太初历颁布的同一年，匈奴左大督尉向汉朝投降，曾是霍去病手下的赵破奴率两万骑兵前去接应，却不料左大督尉投降一事泄露，被单于杀死，赵破奴撤军途中被大军包围，全军覆没。在此以后，西汉王朝的又一位外戚将领粉墨登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位佳人后来成为了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而她的兄长李广利也被委以重任。
天汉二年（前99），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出酒泉，出征匈奴，有一个人也参与了那场战争——李广之孙李陵。在李家沉寂两代、人才凋零后横空出世的他善于骑射、爱护士卒，拥有极好的口碑，一度被包括汉武帝在内的许多人认为具备祖父李广的遗风。在这场战役中，年轻的李陵本应负责运输辎重，但他本人请求带一支队伍独当一面，吸引单于主力，减轻李广利的压力。最终刘彻分配李陵麾下五千步兵，他带着这五千人出居延千余里，一路行军至浚稽山，遭遇单于，而彼时，单于麾下有骑兵三万，对于这五千步兵，匈奴直接正面攻击营寨，竟被打至溃逃，被斩杀数千。单于大惊，召集八万士卒再次进攻，巨大的兵力悬殊下李陵所部只能边打边退，直至山谷之中，死伤惨重。在这以后李陵率领残部与匈奴又打了若干场接触战，甚至一日之内交战数十次，匈奴单于数万骑兵久攻不下，一度萌生退意，可惜李陵手下有人叛变，带去了没有援军的情报，单于故而继续猛攻，直至李陵所部“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再英勇的意志也无法抵挡如此悬殊的敌我差距，李陵最终投降被俘。
即使战绩上看李陵所部已经惊为天人，将领投降敌国仍不可饶恕，汉武帝震怒，朝中大臣也纷纷职责李陵叛国，反而是与之并没有太多私交的司马迁仗义执言，认为李陵在绝境下转战千里，带着麾下数次以少胜多，即使投降也是诈降或无奈，最终一定还是会伺机报效大汉的。这一抗辩在汉武帝听来，不光是为李陵的投降狡辩，更是有意暗讽李广利军功平庸（当然事实如此）甚至是在讽刺自己任用外戚，识人不明，恼羞成怒之下将司马迁投入牢狱。
汉武帝并非没有想过去验证李陵是否真心投降匈奴，他曾派出那个曾和霍去病协同夹击却迷了路的公孙敖出兵营救，公孙敖无功而返，却听闻俘虏的匈奴说李陵正在帮助单于练兵，得知此事的汉武帝再次大怒，处以李陵家族夷三族，同时对司马迁判以死刑。
很久以后才得知，为匈奴练兵的将军并不是李陵，而是原来的塞外督尉李绪，据说在古汉语中，陵和绪的发音相近——公孙敖听错了。然而人死不能复生，残缺的身体也永远无法恢复完整。李陵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归汉朝，反而是匈奴单于对他钦佩有加，甚至将女儿嫁给了这个曾经的对手。
而司马迁，面对着一个惨烈的选择。
他的死刑，有两种方法避免，其一，花50万赎钱，西汉王朝花钱免罪不是什么稀奇事，就连飞将军李广也曾因为兵败被俘出钱免死；其二，用腐刑替代（阉割）司马迁拿不出赎钱，也找不到人借贷，摆在年近知天命的他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死，要么阉，to be or not to be
对于每一个胸怀志向的人来说，死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看到理想实现的可能又被无情地摧毁，以死明志听起来是个很容易就能体现气节的选择，但只有屈辱、委曲地活着，才算不枉他的一生。
脚镣不会使理想主义者的舞蹈变得残缺，反而会给予他骑士一般的铠甲
这些内心的挣扎煎熬，从一篇名为《报任少卿书》的回信中，可见一斑。少卿是司马迁友人任安的字，其人曾在大将军卫青帐下供职，做过郎中、刺史，后来被卷入汉武末期的巫蛊之乱，被判腰斩。这里提一嘴，秦时法不诛心，但汉朝在和司马迁颇有渊源的董仲舒提倡儒学以后，主张论心定罪，任安获刑就与此有关，这里的知识点留到鸽了很久的“变法合集”里细讲。
司马迁受了宫刑以后，也许是出于某种愧疚，汉武帝提拔他为中书令，准确地说，这是汉武帝特地为司马迁设置的一个职位，同时兼任着太史令。中书令负责帮助皇帝整理档案、传递密奏等等，堪称位高权重，从回信中看来，任安有意批评司马迁不在此职位上向皇帝举荐贤才。而司马迁写了一句被后人引用了无数次的话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不这么做——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言下之意，汉武帝，不配，至少这时候的汉武帝不值得自己冒着理想破灭的风险去耿直进言——毕竟上次就因为仗义执言被阉了。
解释完这些以后，司马迁忍不住在信中一吐胸中块垒，他说，人固有一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这是每个人的志向、追求不一样。所以他忍受了最屈辱最下等的腐刑，也要完成自己的著作。这本著作中，他要探求天命和人力之间的界限，通晓从古到今的世事变化。他做到了，从这本著作中，后人能透过漫长的时空，见到汨罗江畔的屈原愤然投河，见到壮志未酬的李广引颈自戮，见到万人敌的霸王项羽自刎乌江，见到点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含恨而终。而记录下了这些，司马迁一个人的委屈便也算不上什么了，“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一个人一时的得势、富贵算得上什么，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声名磨灭，没什么事迹值得后人记忆的不在少数，反而是那些一时困顿但不忘志向的先贤才值得称道，例如“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若干年以后，司马迁和《史记》，也必将位居此列。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关于他的后来，史料之中语焉不详且众说纷纭，有说隐居山野不知所踪；有说壮志得酬于是自尽；有说最终还是下狱而死。不过，不重要了。有此一本被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鲁迅先生盛赞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论是什么样的后来，司马迁的结局，都是重于泰山的结局。
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历史，比起任何功利，目的性强的回答，我想更重要的是，在这片热土之上，在风云际会、沧海桑田的时空变换以后，我们仍可以透过先贤们留下的印迹，感受到他们曾经存在于斯、生活于斯、挣扎于斯的证据。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气节，他们的理想，后人们一以贯之。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主义，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