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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案

他是苏轼，也叫苏子瞻，后世则称他给自己取的号“东坡”居多。他是北宋时期的天才，是横跨诸多领域的大师，林语堂先生评价他，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明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但这些也远不足以勾勒出他的全貌。

苏轼8岁入学，师从道士张易简，这位道士也因为《东坡志林》得以声名显于后世，据苏轼自述，其对自己颇为偏爱。或许也就是因这段启蒙而始，苏轼的作品中常具备几分仙风道骨和缥缈意境，例如谪居黄州时写下的《西江月》“世事大梦一场，人生几度秋凉”；例如同时期的《赤壁赋》，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旷达风骨，也有“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样的哲思；更早一些，还有10岁时写下的《黠鼠赋》，从那时起，苏子文风中的横生妙趣，观察世界的独特角度就可见一斑。

苏轼的父亲苏洵自己虽然大器晚成，27岁之后才开始发奋读书，但对于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的教育却是的的确确的从娃娃抓起，不然也不至于苏轼老年谪居儋州之时，除了梦见过自己的启蒙老师张道人（《众妙堂记》），还梦见过父亲检查自己的学习成果（《夜梦》）。苏洵当然也具备十足的才学，例如那篇名扬后世的《六国论》，颇具为政之道、战与和平之理的真知灼见，让包括时任滁州知州的张方平在内的文坛、政坛大家们纷纷垂青，但他的科举之路并不畅通，两度落选。相比之下，苏父的两个儿子都可谓少年成名。

嘉佑二年，苏轼和弟弟苏辙相继解决完婚姻大事后，一同进京会考，并双双高中进士，虽不至于位列三甲，但要知道那一年的科举后来被称为“千年第一榜”，可以说是天才扎堆，神仙打架的一届，同年考中进士的除了后来一同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兄弟、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徒曾巩（他的弟弟曾布那一年也中了进士）；还有宋明理学的引路人张载，就是那个写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以及程颢程颐兄弟等等。经后世总结，那一届考生中，在《宋史》有传的多达24位，官拜宰相的9人之多（包括弟弟苏辙）。

值得一提的是，在礼部“论试”中，苏轼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本应拔得头筹，但主试官欧阳修误以为此文乃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而列为第二，好在后来的礼部复试中，苏轼靠着《春秋》对义重新获得了这一科目的第一，最终殿试中乙科（其实并不算靠前）

可惜两兄弟还没能好好体会下“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汴京，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去世的消息就传来了（两兄弟同父但应不同母），父兄三人丁忧回乡，可怜程夫人到了也没收到兄弟二人双双高中的喜报。

服丧结束后，苏轼并没有赴任朝廷分配的主簿一职，而是在嘉佑六年，和弟弟一起参加制科，不同于进士科考，制科考试并不定期举行，难度和认可度也更高。这一年，24岁的苏轼制科入“第三等”（一、二等均为虚设），为百余年来的最优等，也是宋朝历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考生，苏辙也入“第四等”，仁宗皇帝高兴地直言“为子孙得两宰相”。苏轼这才正式开始了仕途生涯，被授大理评事，任凤翔府判官。

4年后，仁宗薨逝，英宗即位。英宗欲对苏轼委以重任，治平二年，苏轼还朝，任职“直史馆”，这是宋朝初年设置的一个职位，多用来超迁提拔官员。遗憾的是苏轼还没等来自己的擢升，却先后等来了妻子王弗和父亲苏洵逝世的噩耗。在为年仅26岁的妻子写的墓志铭中，提到应父亲嘱托，他将王弗葬在苏洵夫妇旁不过八步，还提到她16岁嫁给自己那年，并不知道她如此知书达理，婚后常陪着自己终日读书，还对自己的人际交往提出过真知灼见。此铭所记之事不过寻常，但就是这寥寥二三事，却已让悼念之情潸然。不过，真正让这一对才子佳人在历史长河中璀璨的，还是10年后苏轼梦见亡妻写下的那首传诵千古的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没有刻意去想起你，但也自然无法忘却。被接连打击的苏轼回家守孝，还在父母和妻子坟茔所在的山上遍植松树，以期长成一片松林“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

后来直至年仅36岁的英宗病逝，神宗即位的次年，熙宁二年苏轼才重回朝堂。有一个人几乎同时回到了京师。彼时此人不光文采闻名于世，他的才干也是有目共睹的，他曾多次谢绝朝廷抛出的高位，而是甘愿任一偏僻之地的知县（鄞县），并且政绩斐然，在治地他实施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多项新策，涉及经济、农桑、水利、教育多层维度，成效显著，深得当地百姓爱戴，没错，他就是王安石。他的知县生涯为日后新法推行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年方二十的神宗即位，王安石终于将自己的新法昭告于世，并得到了神宗大力支持，官拜参知政事（副职宰相）。这次的新法更加全面也更加彻底，不光大刀阔斧地缩减官僚机构和军队规模，触动了大量“旧党”利益，还对科举制度和太学进行了改革，如意图以平日考核代替科举考试，同时设置武学、医学、律学等专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这些不可谓不先进，不可谓不超前，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招致许多既得利益相关方的激烈反对。还有更多有志之士觉得难免操之过急，最终基层的局面和设想的理想情况必然有所差池，苏轼也对新法中有关科举制度的改动并不认可，两次上书表达不满，因此在后来神宗有意提拔苏轼为谏官、起居郎时王安石都极力反对，并且其门下官员多次诬陷苏轼贩卖私盐等罪名。熙宁四年，苏轼不堪新党迫害，主动要求外职，神宗本欲予以知州，但王安石坚持授以颍州通判，最终神宗折衷，让苏轼担任杭州通判一职。

在杭州，苏轼乐得清闲，饱览美景，访友作诗。并结识了名僧佛印，佛印也是个天才少年，三岁能诵《论语》，五岁诵诗三千，苏轼在他的影响下对佛法也有所悟（《核舟记》就记录了佛印、苏轼、黄庭坚三人同乘一舟的场景）。不过这些并没有掩盖苏轼的斐然政绩，他多次参与赈济灾民，杭州民众感念其德，在后来苏轼入狱期间，甚至曾为他做道场累月祈福。

后来苏轼先后就任密州、徐州太守，元丰二年，又移知湖州，就是赴任湖州时的那篇《湖州谢上表》，苏轼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差点招致杀身之祸。当时王安石已经经历过被罢免-任职宰执-主动辞官，变法派内部也有纷争，变法的主导者已经转变为神宗本人，《表》中苏轼尽述仕途坎坷，抒发胸中不快。被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其中和先前所作诗句，扣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苏轼入狱。御史台排查他之前所作的全部诗句，虽然大多属于“强行解读”，但也的确有几首是真切讽刺新法的。乌台诗案差点成了牵连极广的大案，已经在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都差点身陷囹圄，苏轼自己甚至写了意境凄凉的《狱中寄子由二首》，险些成为绝笔。好在当时的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的第二任皇后）想起来仁宗当年对苏轼两兄弟的青眼有加，加上已经告老还乡的王安石劝说——一言动圣意“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可见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确实称得上君子之争，两人后来也有不错的私交。

苏轼终免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包括王巩、苏辙、黄庭坚、司马光在内的多位亲友也被施罚。对于年少成名的苏轼来说，乌台诗案无疑是场巨大的打击，好在他一直是深谙如何自得其乐的乐天派，黄州期间与张怀民、佛印等人密切往来，聊作慰藉，留下过不少的经典诗篇。元丰四年，朋友马正卿为苏轼请到了一块地，苏轼耕种其间，命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和很多仕途失意的文豪一样，苏轼这一时期被激发出了极强的创作热情，醉后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同年游览赤壁，凭吊古迹，又在后世的语文教科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好几笔，前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虽然真正的赤壁战场远在咸宁，苏子凭吊了个锤子）

元丰五年，苏子醉归遇雨，写下了一首我个人最爱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从此以后，后世不知又多了多少偏好雨中漫步的翩翩少年

在人生低谷，苏子不光在诗词领域大放异彩，苦中作乐，还发掘了又一天赋——美食。任团练副使时俸禄低微，为饱口腹之欲，当时价贱的猪肉成了他的钟爱，从此以后中华传统美食便多了一道“东坡肉”。

元丰七年，朝廷似乎有意重新启用苏轼，任其汝州团练，苏轼上任路上途径庐山，留下一首《题西林壁》，这首诗似乎寄托着他仕途上改弦更张的祈愿“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过途中苏轼用光了盘缠（一说是因为小儿子夭折）上书要求去常州居住，获得准允。元丰八年，38岁的神宗病逝，年仅8岁的哲宗即位，宣仁皇后垂帘听政（英宗皇后、神宗生母），司马光重新为相。苏轼在这期间直接被任命为登州太守，到任仅5天后，又被召为礼部郎中，进京后不久，又被授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的连续升迁源于旧党回归，新党被打压。但苏轼一直不算新法的反对派，他和王安石虽有政见之争，但并不对其新法完全否定。后来司马光逝世，苏轼在祭奠场合调侃程颐迂腐，被言官朱光庭借此弹劾，随后旧党多人连章弹劾，不过宣仁皇后没有为此给任何处分，且朝廷内批：不须弹奏。

元祐二年，苏轼官拜户部侍郎；三年，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掌管贡举考试，负责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于此期间改革了宋代取士的“特奏名”制度（考进士多次不中的，可以经许可复试，特赐进士出身，当时已被滥用）

但是苏轼和旧党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无奈之下再次请求外职。元祐四年，他回到了颇有渊源的杭州任知州，并于次年开拓西湖，取淤泥作堤坝，在其上筑桥，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同年五月，苏轼官拜御史中丞，并在元祐六年应召还朝，还朝后仅仅三个月又为了平息党争赴颍州任知州，这期间很长一段时间苏轼多次被弹劾，但官位一直颇高，且外放期间，“与执政恩例”（待遇同副相），又先后任扬州、定州知州。直至绍圣元年，哲宗亲政，决意延续神宗未完成的变法，苏轼被贬至荒凉的惠州，57岁的苏子当时心境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我们能得知的只有当时为了资助惠州修桥，他典卖了自己的腰带，顺便留下了两首《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人民也乐意将“苏东坡”当作自己城市的文化名片，清代诗人江逢辰有云“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不过他还是未能长做岭南人，绍圣四年，苏轼又被贬到更远的儋州（海南），适逢弟弟苏辙也被贬谪雷州，两人在滕州相遇，苏轼给弟弟留了一篇《和陶止酒》。这一年苏轼60岁，苏辙58岁，滕州一别也是两人最后一面。

苏轼到了当时极为蛮荒的儋州后，迷上了又一美食生蚝，不过他的造诣可不单是美食一项，他在当地兴办学堂，亲自授徒讲学，儋州也因此出了第一个进士。元符二年，苏轼在上元节写下了一篇《书上元夜游》，其中仍透露出那个看淡人生无常的伟岸人格，“放仗而笑，孰为得失？”有人半夜出游，有人半夜酣睡，究竟哪个有得，哪个有失呢？

元符三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哲宗病逝，其弟徽宗即位，钦圣皇后（神宗皇后）听政，下诏令苏轼北还，一年后，北归途中的苏轼病逝，享年64岁。

林语堂先生评苏东坡，有一个十分精准的形容“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和他的作品一并历久弥新的，是他伟岸不屈的人格。他具备很多天才的特征，例如天真淳朴，所言所行所文皆发乎于心，有时会显得任性但又如此可爱，他开创“豪放词”一派，自评“豪放”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时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转头一首《水调歌头》，写尽中秋浪漫（这两首都是密州任上所写）；对待生活的坎坷，他的豁达乐观又如同一个得道高僧，他很善于苦中作乐，以独特的角度观察世界，消解悲苦；为官他也许缺少点所谓的“政治智慧”，但确属于为人民干实事的一类，时至今日，多地依然记得东坡先生的功绩，“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因了这些，古往今来无数人深深折服于东坡先生的人格。

有人评价他仕途上的失意，源自于“不选边”站，既不算变法派，又不算守旧派，因此顶着个“百余年第一天才”的名号却宦海几度沉浮，屡屡不得志。但我觉得如此说，不若说宋朝朝堂的蝇营狗苟本就与他的光风霁月格格不入，也因此意料之中的忧患来临时，他总表现得一笑置之。很多人试图从这种豁达通透的应对方式中汲取面对多舛命运的动力，所谓化苦难为动力——但我始终有一种认为，面对时代不公、不合理造成的悲苦，倒也不必一定将之认定为一场磨砺锻炼，强悍如东坡先生的人格，难道就不会悲伤，不会彷徨，没有遗憾吗？回到那首我最爱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以及垂暮之年的《自题金山画像》“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们敬佩、效仿他的荣辱不惊，但也不必为自己的自怨自艾而感到意志力不足的可耻。

很喜欢之前推荐的游戏《荒野大镖客 救赎》中的一句台词“追求更好的生活并不可耻”。无论何时，我们瞻仰一个伟大的灵魂，都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当要对西西弗斯式的生活甘之如饴。

好了，苏轼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希望可以给个一键三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