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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案
提到王安石，你的第一印象，是他“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孤高，是“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傲然，还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落寞，又或是那场轰轰烈烈但毁誉参半的熙宁变法？有人说他是锐意进取、试图力挽狂澜但生不逢时的英雄，也有人说他是以一己之力导致宋朝衰落的千古罪人，更有甚者说他是大奸若忠的最好典范。
和很多同时期的文人一样，王安石的学术不局限于传统儒学，《韩非子》、《商君书》这样的法家经典，以及道教、佛教均有涉猎，并创立了荆公学派。在基层亲眼目睹了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后，王安石的思想酝酿出了振聋发聩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盲从权威，不墨守教条，不因旁人的偏见而动摇。这也成了后世许多革新派人物追求的目标和用以武装自己的工具，包括帮助王荆公自南宋而始的恶名“翻案”的梁启超。
王安石有一个官至都官司员外郎的父亲，是和范仲淹同榜进士的王益，曾辗转多地任知县、知州，其中有一处还是很多年后有一个叫苏东坡的晚年被贬的岭南。正是任职于临江府（今江西省樟树市）的时候，王安石出生，童年的小王经常跟着长辈们在临川（今江西抚州）游玩，临川也成为了他日后一直思念的故乡之一。跟很多自知身怀大才的狠人一样，少年时期的王安石颇为自负，“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宝元二年（1039），王父在江宁府（今南京）任上去世，父亲对王安石一定有很深刻的影响，或许日后他多次不愿意进入朝堂中心，钟情主政地方，也多少有点父亲的影响。王父的官位其实不算太高，但向来秉公执法、体察民情的作风，也赢得了治下百姓的有口皆碑。在钟山守孝的王安石对父亲的离去悲痛不已，甚至因此患上了厌食症，“钟山”也成为了他后来很多诗句中频繁出现的意象。
直至三年后，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士及第，赶往淮南东路（首府在今天的扬州）任职。当时大宋的首相是我们熟悉的晏殊，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相）王安石本该是这一届的状元，但他的文中引用了“孺子其朋”的典故引起了仁宗不悦，又因为二三名都有官位在身，按照当时的习惯，“有官人不为状元”，将之与本来的第四名，也就是晏殊的女婿的弟弟杨寘调换。据说当时贵为宰相的晏殊因为此事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特意请小王吃过一顿饭。“孺子其朋”出自《尚书》，是那个“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周公用以劝诫当时年幼的周成王，意思差不多是“你这个小娃娃呀，要学会和群臣们融洽相处”。我们联想一下仁宗少年时经历过很长时间章献太后的垂帘听政，加上当时仁宗已经在位二十年，而王安石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仁宗的不快也就可想而知了。与“状元”这一殊荣失之交臂，放在谁身上恐怕也难免懊恼，但王荆公何许人也，宋代学者王铚在所著《默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并且补充“然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王安石从不提自己本该是状元这件事，由此可见他的气量何等之高，旁人或为之愁肠百转或为之欣喜若狂的科举，对他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王安石入仕一年后，范仲淹、韩琦、富弼联合的那份“十事疏”如一声平地惊雷，彼时宋朝内有三冗，财政摇摇欲坠；外有西夏，军资消耗巨甚却对边事无补。对于这种表面上繁荣内地里危机四伏的情形，意识到要做出改变的不光是庆历新政的那支“君子之党”，包括所谓反对派的包拯也认为解决冗官、冗兵、冗费刻不容缓。之前的视频我们介绍过，宋朝的官、职、差遣分离，且官员有恩荫的特权，造成了大量占据官位却不实际处理政务的人员，加上宋朝开国以来的历史积弊和汴梁的地理环境，军队规模愈发壮大却鲜有胜绩。可惜声势不小的庆历新政最终仅仅实行一年又四个月，就被草草废除，庆历君子们纷纷离京。庆历五年（1045），韩琦到了扬州任知州，成为了王安石的上司。王安石是那种非常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至少形象上是这样的。他常常通宵读书，然后蓬头垢面地去上班，我们都知道，由于空前发达的商业，宋朝的“文娱”活动非常繁荣，别说是纳个三妻四妾，就是狎妓也是常有的事。于是韩琦误以为小王同志在繁华的扬州沉湎声色，夜夜笙箫，还劝他“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小王啊，你还年轻，可不能天天这样啊，书还是得看的，不然哪来的前程呢。这误会属实是大了，小王同志何许人也，他可是身体力行“一夫一妻”的典范，夫人帮他纳小妾都能给退回去的猛男。但王荆公就是王荆公，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后来暗戳戳地跟同事们吐槽“韩公非知我者”，顺带在日记里写了句“韩琦，惟面目姣好尔”，韩相公，哼，不过就是长得帅罢了。
王安石在扬州干了几年，干得不错。按照当时的任官规则，小王这样的年轻干部可以申请馆职（修撰、编校等工作），离朝堂中心更近一步。但王荆公何许人也，当时的欧阳修和文彦博都对他青眼有加，几次推荐小王来，小王的回复是“家穷，亲老。干不了，谢谢（用胡适的白话素材）”
小王去了哪呢，他先去了当时偏僻的鄞县（今属浙江宁波）当父母官。和景仰的范公一样，他在当地兴修水利，把陈旧的水利工程焕然一新，并且对当地的教育十分上心。后世有人称王荆公为“理想主义者”，也有人称“实用主义者”，后者大多与他在鄞县实行的变法雏形有关。
为了避免农民只能“看天吃饭”的问题，小王试行了一套农业低息小额贷款，将官府存粮借给百姓，等到秋天收获后再加上不高的利息偿还，这就是“青苗法”的原型。此举属于是官民双赢，官仓的陈粮变成了新粮，百姓也能安稳地度过过渡期，而不再需要向地主借高利贷，造成土地兼并。此外，“免役法”，当时由于不合理的职役名目设置，甚至出现了“贫者不敢求富”的现象，王安石提出了“使民出钱雇役”的方案，简单点说就是花钱免去服役；“方田均税法”，由公家丈量土地，依据结果收税；“保甲法”，在农户中挑选保丁，平时耕种，闲时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征召入伍，类似现代的“民兵”。等等如此，都在鄞县得到了小规模的实验，且成效显著，这时的小王可以说是百姓们爱戴他，朝中大佬们也认可他。
鄞县任期满后，王安石回到了临川。皇祐三年（1051），应再次拜相的文彦博和“同期选调生”陈襄举荐，王安石试任了一次馆职，试完了，干的不错，然后小王果断拒绝留任，并且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淡泊名利，实在是因为“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以在京师立足。同年年末朝廷又让他去试馆职，中书这次直接下了指令——不用试了，直接去舒州（今安徽潜山）当通判去吧。欧阳修在此之后又多次举荐他为谏官，并且朝中众臣大多都对王安石赞誉有加，王安石仍旧用同样的理由婉拒。
皇佑四年（1052），王安石到了舒州赴任，接到了一封噩耗——他景仰的范仲淹去世了，他写了一篇祭文，在其中称范公为“一世之师”。在舒州的几年，他亲眼见到了百姓们惨烈的生活——当地就连丰年百姓也吃不饱饭，市集上甚至有人抛弃婴儿。他将这些记在了自己的《临川集》，并指出赋税过重的弊病。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又推荐王安石为集贤校理，仍拒绝。嘉佑元年（1056），王安石终究被调任到汴京，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但他仍然心心念念要去地方为官，特地上书请求。于是次年朝廷任命他为常州知州，在常州他试图复刻自己在鄞县的做法，开凿运河以利农业，当时的上司和同事都劝他放缓进度，但他固执己见，到了秋天阴雨连绵，许多民夫在劳苦的工作中患病，甚至因此死亡，最终这项工程不得不停止，王安石为此非常悔恨，自述这件事劳民伤财，之后却又没有让百姓得到什么好处。
在这之后他被调任到江南东路（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提点刑狱，年末回京述职时，上了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就是后世普遍认为标志着王荆公开始踏上政治舞台的“万言书”。王荆公入仕以来十五年，从没有脱离百姓，所见所闻皆是民众真实的生活，他犀利地指出当今百姓越来越穷困，风俗越来越败坏。如今的情势与先王时期并不相同，效法旧法不应在具体的条款上因循守旧，而是应该——“当法其意而已”，也就是说吸收其精神，在此基础上的改革就可以不让百姓感到惊骇而无所适从，接着又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经济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因为这份万言书，仁宗将王安石提拔为三司判官，若干年后，那场浩浩荡荡的熙宁变法也基本符合这份万言书的大纲。
嘉佑四年（1059），中书省升王安石为集贤校理，王安石拒绝，表示自己资历不足，不通过当时的法度，先供职馆阁一年再经过考试就任职恐难以服众；一个月后中书再次下碟让王安石立刻就职，且不可辞免，但王荆公何许人也，他当然又再次拒绝了。并表示这样会使得很多人“立小异以近名，托虚名以邀利”，如此这般即使以后改进法度都不能禁止恶习了。这以后中书又连续两次下碟坚持要求他去赴任，王安石全部拒绝，甚至说出了“匹夫不可夺其志”这种话，坚决不肯因为自己破坏考试制度。直到第五次中书省、门下省联合下诏，以他多次拒绝试职为由，要求他供职集贤院，王安石才前去赴任。
一年后，中书又任命他修撰起居注，在家里接到任命的王安石当场拒绝，前来送敕命的门吏当场跪拜请求他接受，王荆公无奈使出了“尿遁”之术，却不料门吏直接将敕命留在了桌上，从厕所出来的王荆公又追上交还。第二天就上疏要求辞去这个职务，理由仍然是要遵守朝廷的用人法度，中书省当然没有放弃，就这样，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王安石一辞再辞又辞还辞仍辞，然后成功被任命了。
又一年后，王安石被擢升为“知制诰”，同时纠察在京刑狱。嘉祐七年（1062）仁宗驾崩，八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宋英宗在位仅仅四年不到，王安石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江宁远离朝堂，并在当地开办讲学，但他的形象并没有就此在朝堂上淡去，尤其是好友韩维，时任颖王（后来的神宗）记室参军，为颖王讲解的时候经常说，其实这不是我个人的创见，而是我好朋友王安石的观点。
熙宁元年（1068），年仅19岁的宋神宗即位，少年君王，锐气难当。彼时的王荆公已近天命之年，神宗听说过太多他的故事，并且对北宋已经明显显露出的积贫积弱深感忧心。神宗刚刚即位就召王安石入对。神宗问，你认为唐太宗是什么样的君主。王安石却回答陛下应该效法尧、舜，唐太宗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完全合乎法度的，后世的学子多将尧、舜置于高不可及的地位，却不知道他们经世立法，都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
就这样，王安石先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熙宁变法”开始了，那个众人争相交往、有口皆碑的王介甫也自此消失了。王荆公自入仕以来，新法不知道已在胸中酝酿了多久，而且有过小规模的实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税等新策相继出笼，涵盖大宋社会的各个方面。新法的推行当然有巨大的阻力，尤其是神宗和王安石本人首当其冲。历史上的变法，能像商鞅那样做到一定程度“人和”的并不多。神宗的生母高太后以及弟弟岐王赵颢都认为王安石是在搅乱天下，弄得神宗心乱如麻，甚至对弟弟说出了“要不你来当皇帝”这种话，至于王安石，更是遇到了一生之敌——司马光。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年纪相仿，都被欧阳修青眼相待。一定程度上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都对官位、钱财比较淡薄，作风都比较朴素，不好声色，王安石后来被罢相隐居的时候，不过茅屋一处，破床一张；司马光更是后来安葬亡妻的时候，囊中羞涩到典当了三倾薄田，这两人可都是做了几十年的官且称得上位高权重，竟然在商业如此繁华的大宋过着如此拮据的生活。两人还都身体力行“一夫一妻”，都有过夫人帮忙纳妾然后自己退回的经验。就是这两个本应惺惺相惜确实也惺惺相惜的人，偏偏对待新法的态度天壤之别，一个是变法大臣，一个是守旧派的领衔。
凡是变法，难免触及到资源的重新分配。不同于范公从“吏治”着手，王荆公更想把经济作为切入点。
对于如何解决财政困局，司马光的观点是“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言下之意不管你王介甫的设想多么美好，增加国库收入必然会加重百姓的负担，不过是取富于民而已。这在封建社会有一定的道理，并且最终很可能就会变成司马温公最担心的这种情形。王安石的设想则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个设想是整个熙宁变法的核心经济思想，就是说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情况下，让国家更加富裕，换言之就是即使不改变切蛋糕的方式，也能让每个人分到的蛋糕更大——把整个蛋糕都做大。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诸位是不是想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句子——发展社会生产力。没错，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也因此后世甚至有人认为熙宁变法一定程度上属于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王荆公之所以有这样的设想并不是完全源于超越时代的眼界，早在汉武时代桑弘羊就提出过类似的“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但是北宋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还记得苏轼那期视频关于美食的一段贯口吗？北宋时期的国土面积远小于盛唐，但商业空前繁荣，这也是宋朝在有机会取胜的情况下签下澶渊之盟，每年给辽国一笔岁币的原因，比起贸易之利，岁币不过是九牛一毛。只是可惜宋朝在和平时期没能及时解决国防问题，最终成为了一个屈辱的王朝，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王安石早年当过那么长时间的地方官，对于民间的商业一定有强烈的认知，也许他认为这就是实现设想的土壤。
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在无数反对声中持续了若干年，这期间神宗面对百官的弹劾，甚至是宗室中对王安石的苛责，导致对这位变法大臣的信任摇摇欲坠。这场变法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财政收入得到了提高，边事也在名将王韶主导的熙河之役下，收复五州失地，拓边两千余里。
可惜这期间还遇到了数次自然灾害，同时由于王安石几乎公开地打压、排斥反对新法的臣子，启用了一大批荒谬的小人，缺乏对所谓“变法派”的控制力，比如之前苏轼乌台诗案中我们说过这些人连《水调歌头》都能解读为毁谤国策，又比如愿景那样美好的青苗法，在很多地方演变成了贪官敛财的强制高利贷。最终没有什么“民不加赋”，有的是流民遍地、饿殍遍野。这场新法开始的时候，让王安石从一个文人士子们争相结交的君子，变成了避之不及的祸乱之源，后来又让他从一个百姓有口皆碑的父母官，变成了一个脱离群众的铁石心肠之人。有人说这是王安石不具有识人之明，政治手腕低级甚至可以说下作；有人说这是他过于急功近利，为了实现那场庞大的设想不得不做出的取舍；有人说他是被底下的小人蒙蔽，听不到、看不到百姓们真切的苦难。但不管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曾经那个一心只想当地方官的王介甫，终究是离百姓渐行渐远，无论是守旧还是这场变法，至少在这个时期，百姓们都依然艰难——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被罢相，虽然后来被短暂的重新启用过，但这已经算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尽头了。次年回到朝廷的途中他留下了那首《泊船瓜洲》，我想那时王荆公已经清晰地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这首诗中他先是表达对故地钟山的思念“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转而笔锋一转，写尽了孤独与落寞“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每年春去，来年还会复还，江岸经过秋冬的萧瑟，来年依然会被春风吹绿，而我苦苦追寻的那轮明月，大抵是此生无望了吧。
在这之后王安石倾心于学术研究，撰有《三经新义》，对后世影响颇深，而变法则由神宗继续完成。后来神宗英年早逝，司马光重新执政，尽废新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我们熟悉的东坡先生对新法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转变，也许是外放期间确实看到了新法的部分成效，认为不可尽废，然后他就继续外放去了。
元祐元年（1086），王荆公在江宁府秦淮河畔逝世。老对头司马光闻之深为悲憾，并拖着病躯作书“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也许他早就料到荆公身后，必然要背负无数骂名。
司马温公一语成谶，后来南宋折辱于金人铁蹄之下，完颜构本人甚至都将之归咎于荆公。直到又过去了许多年，清末的梁启超在历史中翻找变法先驱，才重新将王安石的形象扶正。那个意气与日争光辉的少年，那个不畏浮云遮望眼，无畏天变、不恤人言的狂士，那个月下落寞，痛呼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身影才重叠到一起，被后人们公正地对待。